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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主題】女性、婚姻與國籍:國際公約與婦女國籍權的發展
日期:104-02-12       

本文作者:陳怡文(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國籍的法律規制建構了個人與國家的連結,而其所展現的經常是一種性別不平等的關係,全球皆然。若是根據出生取得國籍的兩大原則,向來是對女性不利的:「血統/屬人主義」以一個人的血緣關係來決定其國籍所屬,但通常是依循血緣上父親的國籍決定子女的國籍;「出生地/屬地主義」依據一個人的出生地來決定其國籍,但由於女性經常是居住於丈夫或異性伴侶的國家,因此小孩出生在父親的國度、從而取得父親的國籍,亦屬常態。如果是透過加入取得國籍的情況,婚姻與親子關係經常成為女性取得或喪失國籍的基礎,在「一家人應是同一國」的預設、以及「從夫」的異性戀婚姻機制下,使得已婚女性必須喪失其原有國籍,改採丈夫的國籍、歸化成為丈夫國家的一份子。當她的丈夫於婚姻中改變或喪失國籍時,她的國籍也隨之變動;而當婚姻終結時,離婚或丈夫死亡,便可能剝奪女性因婚姻關係而取得之國籍,甚至使她成為無國籍人。
[1]

  從18世紀末開始,各國已將國籍作為立法的重要內容。至1930年,各國於海牙簽署《關於國籍法衝突若干問題之公約》(即《國籍法公約》,我國有簽署),是國際社會首次嘗試確保人人擁有國籍,且規範授籍之准駁雖屬各國獨立行使的權力,仍應該符合相關的國際法。[2]此公約亦是國際上首次規範已婚婦女的國籍議題,卻仍未將夫妻國籍各自獨立。如第三章規定,婦女若因本國法規定成為外國人之妻而喪失國籍,此項效果必須以取得丈夫之國籍為條件(§8);若婦女之本國法規定,在婚姻關係中夫之國籍變更、妻因而喪失國籍時,此項效果應以其取得夫之新國籍為條件(§9)

  1933年由19個美洲國家在蒙特維多(Montevideo)簽署的《女性國籍公約》,是國際法上首次明文提及國籍相關立法和慣例不得因性別而有所區別(§1);然而在全球層次,國際聯盟並未進一步通過以性別平等為原則的相關國籍立法。1945年聯合國成立後,女性國籍權再度成為優先議題,在婦女地位委員會(CSW)的努力下,促成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承認國籍作為人權、以及實現性別平等、反歧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3]

  一直到195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已婚婦女國籍公約》(我國有簽署),將夫妻國籍獨立原則化為具有約束力的條約(§§1~2),與外國人結婚之婦女,不再因婚姻關係之成立或消滅、或婚姻關係存續中夫之國籍變更,而自動影響該婦女之國籍。惟其第3條卻規定(對外籍妻子)國籍之授予,「得因維護國家安全或公眾政策加以限制」。196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之《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DEDAW)重申,「與外國人結婚不應當影響妻的國籍使其成為無國籍或強其取得夫的國籍」(§5)。

  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我國已內國法化),於第9條規定:「1.締約各國應給予婦女與男子有取得、改變或保留國籍的同等權利。締約各國應特別保證,與外國人結婚或於婚姻存續期間丈夫改變國籍均不當然改變妻子的國籍,使她成為無國籍人,或把丈夫的國籍強加於她。2.締約各國在關於子女的國籍方面,應給予婦女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CEDAW立基於《世界人權宣言》、《已婚婦女國籍公約》和DEDAW,但不再採納允許締約國基於國家安全及公共政策來限制歸化程序的提案,而是強調婦女自由選擇國籍的權利,並消除已婚婦女國籍的從屬性。又,CEDAW第9條第1項允許已婚婦女在她丈夫和小孩居住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同時保有她的原國籍,故有促進雙重國籍的效果,不再置入20世紀前期所堅持的「國籍唯一原則」。倘若締約國強迫婦女放棄原國籍才能和她的配偶或小孩一起生活,就已違反CEDAW。而CEDAW第9條第2項是國際條約中,首次承認對於子女的國籍,婦女和男子有平等的權利,但當時仍避免直接觸及子女雙重國籍議題。不過,CEDAW委員會在第21號ㄧ般性建議以及對各國的總結意見中,逐漸趨向對子女雙重國籍的支持,主張締約國不能因為擔心海外出生的孩子(父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國民)有可能具有雙重國籍,而合理化僅以父親的國籍加諸孩子。
[4]

  1997年的《歐洲國籍公約》規定,各締約國有關國籍之立法應遵守四大原則:(1)人人享有取得國籍之權利。(2)無國籍狀態應予避免。(3)任何人之國籍不得任意剝奪。(4)與外國人結婚者,不管婚約之締結與解除,或是婚姻存續期間配偶之國籍變更,皆不當然影響另一方之國籍等(§4)。該公約除了重申「國籍必有原則」,更進一步主張「非歧視原則」,亦即締約國有責任禁止國籍上的差別待遇和歧視(§5),並已放棄「國籍唯一原則」,不反對多重國籍,強調國籍的自由性(§§14~17)。[5]

  綜上可知,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即使因民族主義意識高漲,國際公約同意「國籍唯一原則」(重視國家主權),但也要求各國政府必須符合相關的國際法;而整個20世紀,尤其在二戰後,國際公約愈發強調「擁有國籍的權利」(重視人權保障),國家主權與基本人權之間有一最大公約數,即應避免製造無國籍者;而女性的國籍權也自「從父」「從夫」的傳統身分法則,趨向性別中立的「自願選擇」,女性逐步取得獨立國籍資格、並可以將其國籍傳予子女。

  2000年以前,我國舊《國籍法》規定,男性公民的外籍妻子可以當然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女性公民的外籍丈夫則必須申請歸化。在婦女團體、賽珍珠基金會和洋女婿自救聯誼會等共同推動修法下,2000年立法院通過新《國籍法》,刪除了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本國人之外國配偶皆須經由相同的歸化程序和要件,才能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並在立法理由及其審議中,提出應落實男女平等的保障。

  陳昭如指出,這些法律改革雖有助於改善女人與國家的關係,但形式上的相同待遇,並不必然帶來實質的性別平等。例如,理論上外國妻子可以「自由選擇」是否申請取得(2000年以前)或歸化(2000年以後)中華民國國籍;然在國籍權被當成公民權的前提下,外籍配偶有多少自由可以選擇「不」當中華民國國民?陳昭如建議,應該思考拆解國籍權與公民權之間的必然關聯,讓移民身分也可以享有一定的公民權保障,跨國通婚的外籍配偶便不至於因為保留原國籍而遭受種種的不利益。如此,放棄原國籍、取得我國國籍才能是一種相對自由的選擇。
[6]

  依據內政部統計,2013年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有5,004人,女性有4,825人,歸化原因又以「為國人之配偶」占94.3%最多,也就是說女性是《國籍法》的關鍵影響群體。在「不受保障的外國人」和「享有權利的國民」仍二元區分的現實下,《國籍法》所設定的歸化要件和程序,便關乎絕大多數的女性新移民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來換取平等的保障。現行《國籍法》規定,外國人申請歸化之共同條件包括「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3)、放棄原國籍(§9),若為外籍配偶之歸化,其居留年限依第4條規定:「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且需有財力證明(§3)。[7]若其配偶死亡或與配偶離婚、但有未成年子女監護權者,居留年限則依第3條:「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且需有較高的財力證明。《國籍法》另規定,「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五年內發現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應予撤銷」(§19)。

   此一歸化程序及要件之難、而駁回或撤銷之易,造成新移民淪為無國籍者之案件接連發生,且易使新移民受到夫家控制甚至家庭暴力威脅,是歷年溝通平台會議關注討論的重要議題,民間團體亦提出修法建議,委由立法委員提案修正。而行政院版及各立委版本之《國籍法》修正案,業於2014年12月18日由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議完畢。
[8]期待透過本電子報的報導,邀請各界共同關注國籍與婦女人權的關係,並檢視本次《國籍法》的修訂方向和結果,是否符合CEDAW等國際公約對於國籍權與性別平等的基本保障?又能否有效減少無國籍狀態?

 

 


[1] 陳昭如(2005)〈國籍的法律規制與性別不平等:一個歷史觀點的檢視〉(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93-2413-H-002-030),頁4-8。
[2] 蔡碧家(2006)〈國籍取得與喪失之研究〉(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21。
[3] 〈婦女地位委員會簡史〉,聯合國網頁;Savitri W. E. Goonesekere, ‘Article 9’ in Marsha A Freeman, Christine Chinkin, and Beate Rudolf (eds), The UN Convention of Al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 Commenta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35.
[4] Savitri W. E. Goonesekere, op. cit., pp.266, 241-244.
[5] 蔡碧家,前引文,頁25-26。
[6] 陳昭如,前引文,頁42-59。
[7] 依《國籍法》相關規定,東南亞籍配偶自取得居留權→準歸化→放棄原屬國籍→取得國籍→定居→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至少須4年,財力證明因各款條件不同而有所差異。至於大陸籍配偶則是依循《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毋須放棄原國籍,其程序為:團聚→結婚登記→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提出大陸地區除籍證明(放棄大陸戶籍)→定居→戶籍登記→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陸配入境取得居留權後至少須6年可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而2009年8月13日馬英九總統宣布取消財力限制,此後陸配毋須提出任何財力證明。見:內政部,〈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2009年12月修訂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著(2000)《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國九十八年年報》(台北:編者),頁17。
[8] 該次內政委員會之決議詳見:
《立法院公報》,第104卷第1期(2015/1/6出版),頁133-164。